周一良先生和他的历史学研究

在老一辈学者当中,周一良先生学贯中西,著述等身,是目前国内硕果仅存的国学大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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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良,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13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开始学习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西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亚非)室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多次到亚洲、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周一良教授精通日语、英语、梵文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三四十年代在魏晋南北朝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后,主要从事日本史及亚非史的研究,80年代以后重理旧业,继续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收录了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的问题的论述。其中《魏收之史学》是周一良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处女作,文章一反传统史学中以《魏书》为“秽史”的观点,通过对《魏书》写作背景、版本源流、书法义例、史实论断的深入考辨,推翻了旧史中对魏收的种种不实之辞,发千载之覆。乞活是两晋之际的一个流民团体,活动地域广、持续时间旧,正史记载零散而语焉不详,史家亦很少措意。《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掇拾史料,钩稽推绎,揭示了这一流民组织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及其对两晋社会的深远影响。《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北朝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两篇文章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南北朝时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历史渊源和地域分布以及王朝统治政策的前后转变,为南北朝史的研究提供了精确的理论框架。《魏晋兵制史上的一个问题》、《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等文章,对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疏理和考订。《论集》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开风气之先。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每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收入有关《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的札记340余条,涉及魏晋南北朝这12部正史中的史实、名物、语言等多方面的内容,札记特别注意语义的辨析和典制的考释,解决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许多札记,如《名教自然“将无同”思想之演变》、《东晋南朝的地理形式与政治》、《北魏用人兼容并包》等,实为体例完整的研究论文。《论集》考辩精当,论证翔实,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渊博的学识。
  
  70年代末以后,周一良先生开始重理旧业,《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汇集了这一时期有关论文。在政治史和经济史方面,《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一文以流畅的笔法,详尽探讨了梁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得失、南北关系、文化风貌;《从北魏几郡户口的变化看三长制的作用》具体考证了北魏后期的社会变革。在史学史方面的论文,有《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从不同角度概括总结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脉络,史实清晰,论述翔实。书评《评价三部魏晋南北朝著作》、《〈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没有流于一般性的介绍的赞誉,而是对论著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具体的探讨和分析,是学术评论的经典之作。
  
  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
  
  周一良先生在40年代就留意于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的研究,曾撰写博士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在敦煌研究方面,他参与了学术界关于变文俗讲的讨论,考订了若干敦煌写本和敦煌文学作品中的词语,并参与《敦煌变文集》的校订工作。他撰写的《牟子理惑论时代考》、《敦煌写本杂钞考》、《佛家史观中的隋炀帝》、《宋高僧传善无畏传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多收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版)中。1995年,周一良先生与赵和平教授合作出版了《唐五代书仪研究》(唐研究基金会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书仪是古人撰写书信时范本,史籍记录的五代以前的书仪已基本失传。1900年发现的敦煌石室遗书中,保存了唐五代时期的书仪写本达140余种,有许多是传世文献中所未见的珍贵材料。该书由13篇论文组成,分为“综合性论文”、“个案性研究论文”和“专题性研究论文”三部分,其中《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之二)》、《书仪源流考》、《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五篇论文为周一良先生撰写,文章对唐五代书仪的类型、源流和演变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全面剖析了敦煌书仪中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生活及其对日本历史的影响。
  
  周一良先生对亚洲史、尤其是日本史造诣尢深,创设了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及日本史的的教学和研究人才。在世界史方面著述有《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开明书店,1951年出版)《明代援朝抗倭战争》(历史小丛书,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收录了《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鉴真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日本》等论文。60年代,周一良先生与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共同主编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周先生负责其中的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该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多次再版印刷,影响了一代学人,推进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80年代后,他还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对文化的概念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从1932年发表《魏收之史学》开始,周一良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诸领域都有著作问世,其中大部分代表了这些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许多论著开风气之先。在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周一良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扎实严谨的学风、诲人不倦的师德,平易近人的态度,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爱戴和尊敬。在90年代初,他曾以“毕竟是书生”作为自传的标题,这句话是他整个学术生涯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一个学者坦荡襟怀的体现。
  

周一良 1913年1月19日,中国历史学家周一良出生。
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
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梁效”写作班子顾问,“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其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
2001年10月23日逝世。遗体告别仪式于10月29日上午11点在八宝山举行。
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着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着所援引。
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
在40年代就留意于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博士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在欧美佛教史学界颇受重视。还探讨了《牟子理惑论》的着作时代,提出独到之见,研究并讲授佛典翻译文学。敦煌研究方面,参加了关于变文俗讲的讨论,考订了若干写本文献和敦煌文学作品中词语,并曾协助《敦煌变文集》的编校工作。又研究敦煌写本书仪,撰写关于书仪的分类、源流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等论文。
这个领域的着述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和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50、60年代撰写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文章多篇,对发展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讨。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及美国讲学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周一良在文革中追求“进步”,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然而,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我们不能也不敢苛求一个“书生”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幸而周一良晚年又重新回到了学术着述的道路上,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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